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：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。”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，坚持质量第一、效益优先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从而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、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构筑坚实基础。
推动三大变革，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，是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的重要内容。
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，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，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在三大变革中，质量变革是主体，效率变革是主线，动力变革是基础，关键是切实、持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。解决好这个关键问题，我们才能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，开创质量效益明显提高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发展新局面。
国际经验表明，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较早阶段实现高速增长相对容易，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，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。二战以后，许多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，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，但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只有13个经济体。一些国家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增长迟缓甚至倒退。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数量规模扩张容易见效，短期内就能大变样，而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，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提高质量效益见成效、上台阶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，将会遇到以往高速增长阶段未曾遇到的挑战，要面对并解决许多新矛盾、新问题，从根本上说，必须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快营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。
首先，要解决好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认识问题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，如果试图继续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，不注重质量效益，要么速度上不去，要么短期内上去了，还会掉下来，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，一个时期后算总账，实际增长速度反而是低的。所以，强调质量效益，强调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，从长时期看，实际上对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是有利的。必须纠正“唯GDP”倾向，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就业创业、质量效益、风险防控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。
其次，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不论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，打破垄断、鼓励竞争、优胜劣汰，还是稳定企业家预期、调动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都要求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。政府是否更好发挥作用，也要看是否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，深化产权保护、国企国资、土地、财税、金融、政府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。深化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，明确方向、划出底线；同时要重视地方、基层和企业的改革探索，通过试错减少改革的不确定性，找到符合长远方向又切合实际情况的改革办法。
再次，更加重视创新环境建设。成功的创新取决于诸多条件，根本的一条，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，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，企业家、科学家等创新主体的稳定预期，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，创新不同阶段金融产品的有效服务，产业配套条件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。国内外经验表明，成功的创新主要源于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，就是由于这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具备更好的创新环境。必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，进一步开放创新要素市场，形成改善创新环境的地区间竞争机制，推动更多的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脱颖而出。
第四，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正在深入人心，关键是如何把理念转变为行动，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战略理念真正落到实处。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，不仅要做减法，治理污染，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，形成新的消费升级动能、经济增长动能和创新发展动能。促进绿色发展，要注重生态资本核算的研究和实践探索，逐步使绿色发展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、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的公益活动，转变为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的日常经济活动；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、政策导向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；形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，发展绿色金融，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的有效途径。
第五，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。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们仍然处在追赶期，不能自满自负，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，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，这正是我国在总体上已不再缺少资金，但仍要引进外资的原因所在。另一方面，要积极稳妥地走出去，对接国际上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技术、管理、供应链、营销渠道、品牌、人才等优质要素，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，形成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开放型经济体系。
